拉伦茨同样使用了概念作为体系的建构要素，但这里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概念法学那种教条化的、形式逻辑化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规定功能的法概念，这类概念具有目的论的特质……，可以将本身与决定性原则之间的意义关联，以浓缩但仍可辨识的方式表达出来[24]。
虽然该原则被创立的初始目的在于实现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保留的适用只能针对横向维度。由此，地方立法机关无权决定收什么税、收多少税的问题。
例如，有论者认为，财产权如果超越了某一地方的利害而关涉全民的利害，或能够成为全国性交易对象时，对其内容的规制在原则上就必须通过法律。综上，在联邦制下，联邦和州的权力相互分离，全国没有一体性的权力，此为分权模式。除了《宪法》和《立法法》外，《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民法典》等法律也规定了大量的法律保留事项。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非经济特区的地方，即便获得中央立法机关授权，也不能变通目前我国法律中调整央地关系的特别条款。而与法制统一直接相关的规范是《宪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至此，本文通过对规范依据及其背后理据的梳理，已大致勾勒了我国纵向法律保留存在的范围。二是纵向维度，即中央立法机关针对地方立法机关的保留。立法法选择了参考军事法规的入法方案，这一安排总体上是必要的、合理的，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要求。
[20]这是监察机关的特殊之处。监察法规是法规群体的新成员，也是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新成员。2019年《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仅有一款规定：监察法规应当经国家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然而，行政立法存在侵犯立法机关立法权之嫌。
这次会议也通过了《监察法》，它是关于监察权的基本法律，设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和职权，但它也没有规定监察立法权。可见，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还要被进一步讨论。
此外，立法法还可以考虑建立监察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党中央也一直强调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纪检监察机关既遵循党规又遵循国法，做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并举。从本质上看，国家监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离不开党的领导。
此外，监察法规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本文分析2023年立法法修改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并分析如何加强对监察法规的监督。虽然宪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由法律规定，但监察立法权的宪法属性如何体现仍需要进一步思考。立法法选择参考军事法规的修改方案，充分考虑到监察法规的特殊性以及立法法的属性。
另外，《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24]相较来说，纪检监察体制指向权力监督，属于常态法治领域。
对于法规来说，它们是宪法和法律创设出来的，附属于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以及地方的治理自主权限，立法法对于法规的规定，通常是概括性和赋权型的，即主要规定权限、程序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监察法规介入党的机构的活动之中，意味着党内法规必须与监察法规实现衔接协调，从而将法治标准嵌入党内法规之中。
五、加强对监察法规的监督立法法修改后，监察立法权的合法性基础由《立法法》和2019年《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共同赋予。程序性是指这部监察法规只涉及程序问题，不对监察立法权限和内容作出扩张。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这一选择实际上是比照军事法规的入法方案，它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我国监察机关以党的机构作为其原始存在形式，党的机构实际上通过监察机关行使国家权力。配置立法权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宪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了规定。
具体来说：一是监察法规的制定规划、计划，以五年度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方式进行上报、公开，增强监察立法的可预期性。其次，制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监察法规辅助国家监察，当然也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规范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结构，以宪法为统帅，有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各类规章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
因为监察权较为特殊，监察制度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监察法规的权限、程序和监督机制等可以留待《监察法》等专门进行规定，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监察法规可以针对《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等法律作出执行性规定，这也是监察立法权的主要任务。
当涉及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针对被调查人，既审查其违纪情况，又调查其违法犯罪情况。一方面，监察法规需要由立法法规定。2023年立法法修改增加关于监察法规的规定，具有必要性。从名称上看，它回避了授权的问题，似乎意味着这个决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授权立法决定，[16]而是一种更像法律的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虽然依据监察法规的监督行为，主要指向国家监察事务，但由于监察事务与党内监督事务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多数时候，这一监督行为也指向了党内监督事务。因此，从理论上看，监察法规有如下四种具体形态。
监察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不公布的除外。《立法法》还可以增加有关规定：一是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以监察法规形式先行规定一些法律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事项，这主要针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等法律保留事项，也可以涉及一些重要监察措施如讯问、留置，一些重要程序如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协调，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等等。
不过，在传统法治理论看来，监察法规存在着法律基础薄弱、权限不够明确、程序相对简单、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运行上可能产生法治危机。宪法直接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限，立法法也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限、程序和监督等做了详细规定。
它推动形成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目的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权力监督工作的领导，也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监督，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这一修改颇有些令人意外，因为立法法增加监察立法权的规定，或许需要较多的、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款来彰显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保证权力正确运行，但立法法只简略地对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予以确认式规定。宪法和监察法对此做了规定，也规定了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具体任务。尽管纪检监察体制和军事体制皆有党政合署办公、一体化运作的特征，但两者并不能等量齐观。
近代以来，行政权日益膨胀，行政国家逐渐兴起，行政机关从执行走向管理、服务，通过行政立法来履行职责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而且，对于监察法规到底应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和实施，立法法没有直接规定，监察立法权的空间过大。
2019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监察工作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监察法中一些原则性表述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第12条第3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为充分发挥监察法规的作用，必须考虑到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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